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的个人信息立法也基本继承了公平信息实践的若干基本原则[51]。
法治国家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形态，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依法治理，国家的公权力受法律的约束，人民的私权利受法律的保护，社会在法律的规范下有序运行[13]（P48）。法治缘于其本身的宏观性、抽象化，故而其项下的法律制度、法治体制和法治文化等具体实施机制均在社会生活中被视为法治建设成效。
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审判机关在平息乃至引导舆论方面的努力：邓玉娇案判决认定有罪免罚。借助高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同质化舆论群体的规模更加壮大[20]（P108-126），其中各个群体所共同尊崇的公平正义、契约诚信、民主协商、损失填补等基本原则成为平衡目的价值与理性价值的重要标尺。然究其根本无非是行政执法行为的合理性问题。我国应遵循整合舆论、提炼民意、完善法治、反馈社会的逻辑顺序构建舆情联动机制，充分尊重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对国家治理的科学价值，保障法治建设体系完整、全面、协调，增强法治自信，同时应权衡这一个案矫正机制的弹性限度。实现实质正义是一个在逐渐加深信息交换程度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整体共识来稳固特别对待效果的过程。
独立地看个人意见的社会影响效果是微弱的，它只有与其他相同诉求或认知的多数个体结合成集聚效应方可产生舆论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舆论确是民意的外化，但混用这两个概念的现象是导致误判民意与法治关系的主要原因。以下仅以行政行为对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民事审判）的拘束为例展现构成要件效力的具体运用。
实际上，早在1910年《法律行为性质的国家行为体系》一书中，科曼即已塑造了构成要件效力的原型：国家行为[17]具有拘束性（Verbindlichkeit），所谓拘束性是指国家行为将其所欲发生的法律效力表现于外部的能力。行政行为对未参与行政法律关系的法院是否产生拘束，主要应由立法者来确定何种价值具有优先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可能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构成要件效力本身，理论界却缺少足够的关注。对于行政行为而言，只要并非无效，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尽可能地使其存续，在其他机关的决定过程中，也应将其作为给定的基础。
[98]也可认为，构成要件效力只有在具体的情形中才能获得切实的形态。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如果民事诉讼须以行政诉讼为依据，而行政诉讼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
正是基于现实情境的复杂性，从诉讼便利、解决争议与防止矛盾判决的情况出发，才出现了行政附带民事的诉讼制度。林锡尧认为，构成要件效力可以在公定力的内涵中得到表达，参见林锡尧：《行政法要义》，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05-310页。虽然亦被称为效力，但判决的构成要件效力在性质上却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的附随的法效果，并且这种法效果试图将判决的拘束力扩张至第三人。[97] 五、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运用：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 构成要件效力的价值主要在其具体运用，特别是体现为行政行为对法院的拘束。
[47]各宪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应彼此协作、相互尊重对方所作的行为和决定，这种互相考虑、忠诚合作的立场又被称作机关忠诚（Organtreue）。[75] BVerwG NJW 1976, 1987 (1988);BVerwG NJW 1987, 1713(1714); BVerwG NVwZ 1995, 170(171); BGHZ NJW 1991,700(701); BVerwG, Urteil vom 10.12.2013 - 8 C 5.12;Daniela Schroeder (Fn.55),S.290. [76] Christian Bumke,in:Wolfgang Hoffmann-Riem/Eberhard Schmidt-Aßmann/Andreas Voßkuhle (Hrsg.),Grundlagen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II Informationsordnung·Verwaltungsverfahren·Handlungsformen,2.Aufl.,2012,§ 35,Rn.214. [77] Vgl.Veronika Schweikert, Der Rechtswidrigkeitszusammenhang im 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recht,2013,S.88 f. [78] Vgl.Kopp/Ramsauer (Fn.28), § 43,Rdn.21. [79] Vgl.Max-Jürgen Seibert (Fn.25), S.180 ff. [80] BVerwGE 4, 317(331);BVerwGE 59, 310(315);BVerwGE 140, 311 = NVwZ 2012, 707. [81] Vgl.Kopp/Ramsauer (Fn.28), § 43,Rdn.23; Schemmer (Fn.29),§ 43,Rdn.28. [82] 参见李建良：行政处分的构成要件效力与行政争讼，《月旦法学杂志》第86期（2002年7月），第25页。长久以来，学界对民行、行刑交叉争议解决方案的寻求主要落在诉讼实益的考量之上，从而人为地割裂作为体系的行政法。1.原则上承认行政行为的拘束作用 在民事诉讼中，我国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经常借助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承认行政行为的拘束作用。
所以，行政行为的效力通常及于个案中参与行政程序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112] 孙素贤等三人与玄正军探矿权权属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464号民事裁定书。
其具体效果在于，对于其他国家机关而言，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已经由有权机关作出（先决性）或者在事实与法律状况未变动的条件下行政行为的内容又成为程序的标的（决定标的相同），则其他国家机关不得重新对行政行为的内容进行处理或与之相矛盾，并将其作为自己决定的基础，从而避免矛盾决定的出现。针对确认性行政行为，由于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不能撤销确认性行政行为，但却可以偏离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所以当事人首先应提起民事诉讼就行政行为的基础关系进行争议，进而依据民事判决变更行政行为的内容。
其三，在国家赔偿诉讼中，法院仅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并不触及规制内容的有效性，[96]此时无关禁止偏离。[106]这种划分以国家意志对民事基础关系和基础事实的渗透和介入程度为标准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拘束法院的效力。因为行政机关的确认决定和形成决定，都是行政机关的任务，既然法律进行了授权，就不应认为二者之间有任何区别。也就是说，即使行政行为存在瑕疵，也得承认行政行为对法院具有拘束效果，法院不得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进行争议。[15] 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日本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0页。虽然禁止废除与禁止偏离相互独立，但事实上：只有行政行为存在，才会有禁止偏离的问题。
2.构成要件效力的拘束效果：以禁止废除为基础的禁止偏离 前已述及，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意味着其他国家机关应承认和尊重有效的行政行为。瓦赫运用这一语词主要想解释下列情形：除具有既判力外，民事判决有时也可作为法律的构成要件，从而成为其他法律效果的前提。
而基于行政和司法的本质及其制度设计差异，行政与司法机关从宪法中获得国家事务的不同分配，这种分配的基准为功能适当原则，即为了确保国家决定的尽可能正确，国家应依功能适当的标准将国家事务分配给组织结构、组成、功能及决定程序等均具备最佳条件的机关来行使。在德国，不仅理论上对于构成要件效力的构造内容争议较大，而且行政行为拘束民事法院的实践问题也并未形成标准的见解。
[3]之后，章剑生教授也将构成要件效力纳入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之中。因此，本文不用构成要件效力来指行政行为对同一机关在后续程序所作行政行为的拘束效力。
赵毅等诉海宁市申能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申2685号民事裁定书。正因如此，公民应及时通过行政救济对于违法的行政行为进行防御，否则须容忍行政行为成为其他国家机关决定的基础。所以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可以从《行政复议法》第28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6条以及《行政诉讼法》第70条等为构成要件效力提供部分实定法依据。司法与行政的任务分配表明，对真实法律状态进行权威性、终局性的确认权原则上应属法院。
[1]但我国学界目前对于行政行为公定力的讨论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描述，并未发展出精致细密的理论体系，遑论适用。[58]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所描述的，正是行政行为在后续其他国家机关决定阶段的存续性及其决定性，以此可以避免生活事实在法律上不断被重新处理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不同国家机关决定间的相互矛盾。
[87]依肯定者之主张，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是除无效行政行为外，所有行政行为的共同特征。[46] Vgl. Franz Knöpfle (Fn.22), S.225. [47] Vgl.Andreas Kollmann, Zur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DÖV 5(1990), 192. [48] BVerfGE NJW 1982, 2173; BVerfGE 83, 182(198); BVerfG NJW 1987,577(579); BVerwG NVwZ-RR 2017, 229(230). [49] 参见李建良：行政处分对行政机关的构成要件效力，《月旦法学杂志》第79期（2001年12月），第23页。
对后者，法院应直接承认行政行为的效力，不得对其审查。[72]以下探讨的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界限主要包括时间界限、主体界限以及行为类型界限。
可以看出，民事判决的构成要件效力并不依赖诉讼两造或法院的意志，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自动产生，且与判决的存在密切关联。[77]其四，行政行为可诉请撤销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行政行为及其拘束效果，否则行政行为可撤销与无效之间的区隔将会消失。（一）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拘束效果 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构造首先涉及的是拘束效果。[99] Vgl.Fritz Nicklisch,Die Bindung der Gerichte an gestaltende Gerichtsentscheidungen und Verwaltungsakte,1965,S.38 f; BVerwG, Urteil vom 27.11.2014 – 4 C 31.13. [100] Vgl.Schenke/Ruthig,in:Kopp/Schenke,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23.Aufl., 2017,§ 40,Rdn.43. [101] BVerwG NJW 1986, 1628(1629). [102]《行政诉讼法》第61条。
所以，只要行政行为是对已存在私法效果的确认，最终对于该私法效果的终局判断权都属于法院而非行政机关。由于撤销权的配置问题，对于行政行为的废除只能由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禁止废除）。
[89]如耶施主张，行政的功能是面向未来，具有积极、形成的作用，形成性行政行为是行政的典型形态。虽然构成要件效力原则上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承认，但也有少数判决认为，行政行为只受经过行政法院审查的行政行为的拘束，这无疑意味着否认民事法院受行政行为的拘束。
如依据《德国民法典》第775条第1款第4项，[13]债权人取得要求保证人履行义务的可执行判决，是保证人向主债务人要求免除保证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管辖权被侵犯时（职权僭越），真正享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不受行政行为的拘束，无须待其撤销即可自为判断和决定，而这正是构成要件效力所具有之权限保护功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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